疫情中的体育媒体人：别让好消息都变成坏消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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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之前的专题报道中，我们采访了征战在疫情前线的球迷斗士、为体育行业出谋划策的投资人与高管、以及许多正与我们一样留守在后方防疫的体育人。这一期，我们把目光投向「体育媒体人」。

他们有人在2003年非典期间就征战在体育行业，有人正带领着创业伙伴挣扎在武汉前线。这些为体育发声的笔杆子们，当下是怎样的生活状态？体育媒体能够在疫情期间发挥怎样的作用？疫情之后的中国体育又将前景几何？

疫情之下，ECO氪体在行动。

本期专题报道受访者：骆明 / 白国华 / 莫空 / 宋鑫宇

文 / 韩荣迪、北力

编辑 / 殷豪男

| 着急、无聊和累，但还是得往前走 |

骆明

体坛加APP总编辑，金球奖中国唯一评委

实话说，我对03年的非典没有太大的印象。当时我们在长沙有个办公室，因为北京的疫情严重，大家就一起来长沙上班，这可能是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了。

而这次却不太一样。 不止是灾区，全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「瘫痪」状态，不能出门，不能复工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就拿《体坛周报》来说，我们在非典时期也一直正常出版，这次却不得不推迟节后复刊。

疫情爆发之后，在个人层面上，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状态都可以用三个词总结：着急、无聊和累。

首先，大家都不知道这次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，这种不确定性让人的心情非常急躁；再者，因为不能出门，无聊是难免的；最后，在复工之前，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消化病情相关的消息上，除了消息数量庞大之外，这些消息很多都是负面的，造成了精神上的疲劳。

但是，与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。我在新闻行业从业了25年，所以当我看到很多疫情相关的材料时，也会像平时看到体育材料一样，会分析分析它的逻辑推理过程、真实性，有没有道理。如果我觉得这个新闻有价值，我就会再分享给更多的人看。

而且，我在大学本科读的是医药学，有一定的专业知识，在一些新闻的处理上可能会比别人更好。帮助别人甄别疫情相关信息的真假，我觉得这也是个人的一个职责所在吧。

在公司层面，我们目前报道的重心本来也转移到了线上，除了《体坛周报》不能印发之外，对报道本身造成的影响不算特别大。相比于以往，线上平台的文章近期在流量上还有一点增长。往年逢春节假期，我们的阅读量一般是平常的一半左右，而今年能有七成以上，可能因为大家都闲在家里、不能出行。但中超、亚冠等大型赛事的延期或取消，难免造成内容方面的缺失。此外，很多我们参与的体育活动取消或推迟，对外合作无法正常进行。

在行业层面，疫情波及到了所有的行业，体育肯定也无法置身其外。

2月4日，亚足联官方发布了关于中超球队亚冠赛事延期的通知。

以现在处于延期状态的中超为例，等疫情过去之后，势必将迎来更加密集的赛程，这会对球队的组织能力、阵容厚度和球员体能等方面带来很大的挑战。

那么，中超球队会不会因疫情出现资金问题或者破产？这种可能性很小。现在能养得起中超俱乐部的，一般都还是比较大的企业，它们并不是媒体上盛传的「快死了」的中小企业。

当时非典之后，也没有哪个俱乐部因为疫情而破产。而且哪怕疫情不存在，要倒闭的俱乐部也肯定会倒闭。这方面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影响是，球队背后的企业因为受疫情波及，拿薪资水平很高的球员「开刀」，调整支出。但我觉得这种调整，也许有助于使中超球员的薪资回归正常水平。

总之，我们不能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，而是要砥砺前行，往前走。就像上次非典后诞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一样，这一次我也很好奇，会有哪些公司将在疫情后脱颖而出。

等疫情过去之后，我想踢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，实在是憋得太久了。

| 别让为数不多的好消息，都变成坏消息 |

白国华

《足球报》知名记者

疫情期间，体育的坏消息也很多。足球这块，亚冠比赛推迟，中超开赛时间未定......而且我最近看到新闻，说国家女子手球队就因为这次疫情，耽误了奥运会的资格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球队为奥运会努力了4年，结果因为疫情最后没办法去实现梦想。

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和痛心。

还有，最近有很多中甲、中乙俱乐部，因为资金的原因退出职业联赛，虽然说他们不是因为疫情才破产的，但疫情的爆发，给这些球队的队员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。自己原先待的队伍解散，但是短期内又不能去找下家试训，很难在第一时间找到新去处。

这些事，对于我们这些以体育，尤其是足球为生的人来说，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，接下来的很多赛事后续将如何发展。

这种大众间的消极情绪，实际上我经历过一次。2003年非典时期，是我进入《足球报》的第二年。当时，报纸是唯一的消息来源，不像现在还可以用公众号、微博这些新媒体的方式，随时发布消息和新闻。那时候，像现在这样两三个月的比赛空窗期，对我们来说，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发了。

有件小事我印象很深。当时，有个采访对象在苏州，我跟他约好时间地点后，启程前往。 然而，当我到了苏州之后他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做采访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因为你来自广州（2003年「非典」的重灾区）。

对方不愿意接受采访，我也只好灰溜溜的回来了。没有赛事、没有采访、没有内容，咋办呢？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对吧？所以，我就把眼光转向了跟别人「唠嗑」上。我联系了很多退役的教练，听他们讲故事，向他们取经，以此来磨练充实自己，一步步的往前走。

而且， 《甲A十年》和《甲A的城市笔记》这两本书，就是足球报的几位大咖在没有赛事内容可做的时候写出来的。所以说，遇到内容荒完全是一件坏事吗？也不见得，还是看自己怎么合理利用这段时间。

最近坏消息是很多，但好消息也有。我看到体育界尤其是中国足球界很多人在捐款，在发声，在靠自己的努力为武汉助力。对我本人来说，我作为一个记者、媒体人，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做一些能帮助渡过疫情的事，这是我的社会责任。

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或者说都应该这么做。

有一句话说的很好，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」。你的社会影响力足够，也不怕各方面的冲击，那么你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领域，在别的领域也能通过发声来影响他人。如果你只想关注自己的领域，不想有太多的麻烦和是非，那就不参与，不讨论这些事情。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，我们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人。

前几天，有球员捐款被喷，网友说他捐的太少，这让我难以理解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渡过难关，而不是忙着批评他人。

别让为数不多的好消息，都变成坏消息。

| 疫情之下，阳光普照 |

莫空

体育自媒体「莫空de眼」主理人

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。

在武汉成长，在武汉上学，在武汉工作......我从未离开过这里。

目前，我是全职足球写手。其实之前我也工作了大约五六年，虽然按照职场的路子走下去，确实可能会比现在赚得更多，但像我这种奉行自由主义的人，实在不适合职场环境，于是就开始专职写稿。

我喜欢足球，就像喜欢吃一种东西，喜欢听一首歌，到后来当初喜欢上的原因都已经模糊了，却仍对它欲罢不能，直到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
但是眼下，我不得不停更了一段时间。身处武汉，在一线与病毒搏斗的工作人员让人肃然起敬，然而，我们在后方留守的人同样压力很大。

因为物资紧缺，生活质量的下降就不必多提了。像是口罩，1月1号我就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消息，买了一箱N95口罩，那时候还没涨价和断货，也亏这一箱口罩，不然现在我家一只口罩存货都没有，疫情期间会非常麻烦。再比如，一些无法网购但我平时需要服用的药物紧缺了，我也不敢去医院。生存的困扰，确实影响了工作。

我承认，我本来的心理素质也没有那么好，现阶段我更愿意被动接受信息而不是主动输出。包括我那些留守武汉在家办公的朋友，他们也普遍表示心神不宁。很难用语言去描述我这段时间的心情变化，也许今天我还在兴致勃勃地熬夜看欧冠，但很有可能下一秒就陷入对死亡、病毒以及离别的恐惧。

非常惭愧，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，我可能什么都没做。在我用了十年的微博因为相关内容被炸号删文后，我可能也失去了作为媒体人往外发声的勇气和决心。

我很敬佩像三联周刊等在这次事件中亲临一线的传统媒体人，但传统媒体之所以逐渐在走下坡路，原因之一就是传递信息的量和速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。我们可以等待传统媒体的「权威报道和权威发布」，但也有可能就因此错过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黄金期。毕竟很多传统媒体在疫情刚开始时，没有做出及时可靠的反应，也是事实。

再比较新媒体。新媒体的弊端，也并不是在这一次疫情才大爆发的，这归咎于其本身就存在的局限性。但新媒体也有像林晨同学（B站UP主）这种能给大家带来快速且真实信息的人。所以，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，我们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就显得很珍贵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我认为通过相应法规条例，来保障和推动我国媒体行业的发展，其实迫在眉睫了。

莫空所提到的「林晨同学」，疫情期间于B站上传了许多武汉城区的实拍视频

对于体育产业来说，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中小企业生存更难，像我们这种个体户，如果没有做到所谓的行业顶尖，也很难维持经营。而这些刚好又是组成体育产业的基础部分。当体育产业的基础垮塌，金字塔顶尖哪怕有再多资金，再多吸引力也只是泡沫。

当然，这些都不是因为疫情才出现的问题，只是这次疫情让很多问题都暴露到了太阳下，暴露到了更多人的眼皮下。

总之，希望疫情能早日结束吧。等疫情过去后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出门去吃炸鸡、喝可乐！

| 1月20号，卫健委给我打了近四十个电话 |

宋鑫宇

ECO氪体记者 主攻足球方向

一说起2003年的非典，到现在我还能想到北京城空气中那股充满消毒水的味道；2009年H1N1流感，又正好碰上出国踢比赛，为了保证国庆期间不出意外，一等回国，我们整队就被送到天津隔离了俩礼拜。

好巧不巧，今年1月初新冠刚开始蔓延的时候，我又接到了出差武汉的任务。当时就听说出现了「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毒」，但两个多礼拜里，看到公开病例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数字，也就没太放在心里。

1月6号，我到了武汉。从机场出来的特意时候看了看，跟平常好像没什么区别，没有戴口罩的也没有量体温的。武汉接机的师傅也说没啥事，该吃吃该喝喝。我还顺便问了下哪里热干面好吃，打算工作闲下来之后去逛逛。

路上闲聊的时候，当得知同行里北京青年报的宋翔老师当天晚上就要回北京时，大家还开玩笑说「不是因为怕流感赶紧回去吧？」结果再刷新闻，就看到此前几天没有变化过的确诊人数，从44猛涨到了59，脑子里的弦一下子就绷紧了。

于是，出差武汉的两天里，我取消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既定出行计划，活动范围也就固定在了酒店房间和体育场两点一线。

回北京之后，碰巧我妈和家里保姆又相继出现了发烧的症状，但是一天就都退热了。而且一直到1月16号，湖北当地的确诊数字也没太有变化，我也就继续安心上班，聚会，玩。

直到我接到了北京市卫健委的电话。

第一通电话是在1月20号。那是公司放假的第一天，我想着睡个懒觉，就把手机静音了。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漏了将近40个未接来电，而且只有三四个不同的号码，很集中。

我开始挨个回拨过去，对面接电话的，是卫健委和居委街道的办公人员。「排查」话题围绕在「你从武汉回来之后都去哪了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现在居住地址在哪？工作单位地址在哪？都接触了什么社会人员？」等等问题。

说真的，打完所有电话当时心里一凉，好在我和家里人都还健康，并没有任何的不适，但这回的疫情，恐怕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。

于是从那天开始，到现在为止，基本上我每天还会接到前边说的那三四个号码的电话。尽管距离那次武汉出差，我也早就过了14天的安全观察期，但这一个月里我还是拒绝了所有的串门聚会，足不出户。

前两回疫情期间，自己岁数也小，也没觉得有什么，玩一样就过去了。这一次是真的怕了，后怕。

疫情之下，我自己趁着这段清闲时间，看了不少比赛充充电。本来今年是第一次申请中超联赛的记者证，想着终于有机会深入到中国足球媒体里探探门道，但随着中超等国内足球赛事的延期，计划也只能暂时停摆。

亚冠正赛首轮，北京中赫国安身披印有「武汉加油」的球衣出战

这次疫情，对于中国的职业足球来说肯定是个考验。本身企业投资中国足球，更多是指望赛事或球队能起到企业宣传的作用，而不是因为中国足球是一个能良性循环的产业。现在没了比赛，也就没有了宣传点，今年年关前后10余支职业球队的「解散潮」就是累积症结的爆发。但毕竟中国的球迷基础还在，相信疫情过后，球市也好，投资人的热情也好，整个环境的发展态势会有一个反弹吧。

等疫情过去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出门好好踢一场球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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